廉政文化事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加强廉政文化构建，对于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战略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借鉴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拒腐防变能力。文化是人的活动及其文明成果，在历史长河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积淀或凝聚的结果。廉政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我们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

　　四川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资源大省。有效挖掘四川古代文化中的廉政典型和吸收古代政治文化生态中的廉政方略，加以借鉴和弘扬，对于当前四川上下凝心聚力，为实现“两个跨越”、谱写中国梦四川篇章有着积极的影响。

　　廉政典型与廉政文化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四川古代历史上，爱民如子，胸中具有百姓情结的官员不乏其人，这些都是古代廉政法治文化遗产，值得倍加珍惜和广泛传播。东汉时期的第五伦是有史记载以来四川的第一位廉政典型，据《后汉书》记载：“伦在职四年，迁蜀郡太守，蜀地肥饶，人吏富实，椽史家赀多至千万，皆鲜车怒马，以财货自达，伦悉简其丰赡者遣还之，更选孤贫志行之人以处曹任，于是争赇抑绝，文职修理。”

　　诸葛亮自身可以算得上是清官，更是古代官员中主动公布财产的第一人。他在《自表后主》中公布了自己的家产：“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作为蜀汉丞相，这些田产是一个很低的数字。他的家人不靠裙带关系混饭吃，而是和百姓一样从事农桑来维持生计。俸禄之外，不搞经营，也不依靠别的收入发财致富。诸葛亮以个人的人格魅力勾描出了中国人心目中完美的“千古一相”模本。

　　白居易、元稹先后出任西蜀官员，均是清誉有加。尤其是元稹在通州(今达州)“熟视民病”，在接替刺史职务仅七个月中，治理水患、整治吏政，老百姓设“元九登高”节来纪念。白居易在《河南元公墓志铭》中写到：“(元稹)名动三川，三川人慕之，其后多以公姓字名其子。”意思是老百姓为了感激元稹，连给自己的子女们取名都用元稹的姓或名。

　　这样的历史典型不胜枚举，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对四川人民怀有深深的感情，并将这种感情付诸于执政的具体行为，构筑起难能可贵的四川廉政文化典型体系。古代廉政文化典型作为一种优秀的文化结晶，具有很大的、特殊的教化作用。当下，通过各种教育方式和途径，用先进的文化理念、思想，教育、熏陶全体社会成员。使全社会营造出一种人人崇廉奉廉，羞于腐败、耻于腐败和不敢腐败，使腐败分子成为“过街老鼠”的良好环境，从而使人们在获得知识、得到艺术享受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廉政教育，思想得到升华，为廉政文化的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保障。

　　廉政方略与廉政文化

　　2013年初，王岐山说，反腐败要标本兼治，当前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四川古代历史上对于国家廉政制度的贡献比比皆是，这些也是廉政文化遗产的重要体现。

　　在中国吏治史上，诸葛亮堪称千古廉政的楷模。他不但有廉政思想，也有廉政实践;不但以廉政治国，也以廉政律己。诸葛亮的廉政思想与实践是四川宝贵的文化遗产，并对当今的廉政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诸葛亮对部下赏罚分明，曾提出过考察贤才的七种办法，即“知人之道有七焉”;对子女严格要求，《诫子书》和《又诫子书》是诸葛亮临终前写给儿子的，前者讲修身与为学，寄予了诸葛亮对后人的殷切期望，后者则专谈饮酒，教导嗣子如何正确地对待饮酒之事，更试图以此影响当时的一批“高干子弟”们。

　　廉政文化的核心是制度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廉政文化的核心是建设社会主义行之有效的廉政方略和法律制度，从而通过信法、守法、用法、护法而形成全民族的共同生活方式。古代社会中形成和流传的廉政方法，固然包含许多封建色彩，我们应该去其糟粕，保持文化吸收的警惕性;同时，更应该取其精华，在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摄取制度建设的营养。

　　(作者系四川传媒学院副教授、编导与戏文系副主任 刘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