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

◎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综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可将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凝练概括为“一统”“二魂”“三事”“四维”“五常”“六德行”。“一统”，指我国自古以来便具有的“大一统”理念，它根植于我国人民的思维模式中，具有超越性的存在价值；“二魂”，指“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精神，它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历经磨难又不断浴火重生的基因密码；“三事”，这里指“正德”“利用”“厚生”，此三点体现了我国在正确理念指导下应有的治理方式，是中国文化的突出品质和精妙总结；“四维”，指“礼义廉耻”，是管仲提出的维系国家的四项道德准则，他提出用此四维治国，则可使人民行为方正、邪事不生；“五常”，指儒家提出的“仁义礼智信”，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当中，是我国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因素之一；“六德行”，指具体实践中“正德与力行”的六种方式，即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此六者以“仁爱”为一切基础，相互贯通、紧密联系，是具有严密逻辑、高度自洽的有机整体。

　　“大一统”的理念

　　“大一统”最早见于《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里的“大”字有“尊大”“重视”的含义，而“一”即“元”，“统”乃“始”的意思。“大一统”的政治理念起源于三代，在秦朝变为现实，《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便是描写的这一状态。汉代董仲舒则借政治上的大一统，以“古今之通谊”观念，推进了思想上的“大一统”。此后，历代统治者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由此形成的多民族的大一统和各民族多元一体，成为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指出，“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1]。 可见，大一统的思想观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之一，对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一直起着关键作用。

　　“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出自《周易·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即“君子应该怎么做”，这是我国古人对君子人格的基本要求。

　　孔子曾以“自强不息”为“君子”立“标的”，强调“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义在身而色无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此则君子也”（《孔子家语·五仪解》）。“厚德载物”，即有容乃大、虚怀若谷的人生态度，古人也以此作为“君子”人格的一部分。相对“自强不息”于“奋进”中求“中”道，“厚德载物”意味着“厚重”中求“中”道。在古人看来，“厚德载物”是“土之体”，“万物归根复命”即是归于这个“体”。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概括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2]。继承和弘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品质，是中国共产党人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信任，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原因。

　　“正德”“利用”与“厚生”

　　《尚书·大禹谟》有云：“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此是“六府三事”这一概念的来源。如何把三者结合起来达到“惟和”的状态？唐代孔颖达曾说：“人君自正乃能正下，故以正德为先，利用，然后厚生，故后言厚生。厚生谓财用足、礼让行也。”在他看来，所谓“三事”，即达到“善政”的三条并行不悖的进路。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德建设，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形成了以“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为核心的新时代政德观。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做人要有人品，当‘官’要有‘官德’”[3]，并提出了五条好干部的标准，即：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这与“正德、利用、厚生”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党倡导的新时代政德，既传承了中华文明血脉，又突破了历史上政德观的局限性，被赋予更高的标准和内涵。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

　　“四维”之说出自《管子·牧民》：“何为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管仲认为，“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欲以此说明“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凭”的问题。关于“礼义廉耻”的问题，现代人其实谈论的范围更广，并在继承了古人言论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比如张岱年先生对“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这句话的肯定，就是从其对学术发展的建构意义来看的。张岱年先生认为，儒家之所以被很多人讥为“迂阔”，乃是相比较来说忽略了对实际问题的探索，管子的学说正是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点，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每个时代的精神和价值观念。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就是古人对当时核心价值观的认识。而与“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传统价值观相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丰富了全民共享的道德世界，指明了当代中国人所共同信奉的价值追求和评判标准，是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保障。

　　“仁义礼智信”

　　孔子提出了“仁、义、礼”，孟子将其延伸为“仁、义、礼、智”，董仲舒又扩充了“信”，后称“五常”。东汉班固所著《白虎通德论》对“五常”的含义有详细阐释：“仁者，不忍也，施生爱人也；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者也；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在韩愈看来，“五常”是性之所具，是先天存有的，与之相对的是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是后天习染的，故韩愈常言，性与生俱生，情乃是接于物而生。此后，周敦颐、程颐等皆有相似论述。“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过程中，体现了中华传统美德的核心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4]对待“仁义礼智信”，我们既要摒弃其中不适合当下发展的元素，又要发扬其中的积极因素，使其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和时代精神的进步，立足当代语境对其进行新的阐释，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重要思想源泉。

　　“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他的重要讲话，深化了我们对中华文化丰富内涵的理解和认识。

　　具体来看，“仁爱”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内涵，是个体通向共同体的交往方式和规范，奠定了整个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员干部“必须增强仁爱之心，当好人民群众贴心人，及时解决群众所急所忧所思所盼”。

　　“民本”，其基本思想主要表现为对劳动人民的尊重、对百姓的抚恤等。习近平总书记常提“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无不体现着深厚的为民情怀。

　　“诚信”，是一个道德范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习近平总书记在《共同建设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讲话中指出，“人与人交往在于言而有信，国与国相处讲究诚信为本”，强调了诚信在社会交往中的重要作用。

　　“和合”，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时强调，要“秉持‘世界大同’、和合共生的传统理念，主张各国文化相互尊重，交流互鉴”。

　　“大同”，出自《礼记·礼运》“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指出，“世界各国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要穿越惊涛骇浪、驶向光明未来，必须同舟共济，企图把谁扔下大海都是不可接受的”。世界各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唯有深刻认识到命运与共的现实，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才有可能战胜重重挑战威胁，走向光明。

　　中华文明有五千多年历史，孕育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完全可以为克服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提供智慧和启迪。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贯通着身心、人我、群己、家国、天人等重大主题，与中华文明发展的新形态亦即人类命运共同体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紧密相连，值得进一步深化研究阐释。

　　总之，在中华民族不断走向繁荣复兴的今天，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文化品格、价值追求，传承中华文化精髓、凝练中国精神标识，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几千年来，我们自觉地建构了一个以“一统”“二魂”“三事”“四维”“五常”“六德行”为主体、以“立地上以承天，承天道以隆人”的德性为基础、以“人者，仁也”的认识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四梁八柱”，它包括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及行为方式，囊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等方方面面，与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密切相关，具有极高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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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释

　　[1]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300页。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58页。

　　[3]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4]中共中央宣传部编著：《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下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19页。

　　（执笔：冷兴邦 赵泽明 刘 洁）

　　责任编辑 苏鸿雁 张德莹隆